旧文新刊 | 方豪：拉丁文传入中国考（重校版）

01

序言

 拉丁文者，以Latium之方言，成古罗马之国语，故亦称罗马文。凡欧洲拉丁民族文字，悉所孳乳。历史悠久，结构缜密。17世纪前，欧陆学术、政治、外交、法律，靡不用之。固赫然西方国际语也。今日科学名词犹采用拉丁文，足验其流风余韵。西人恒以拉丁区称文物荟萃之所，亦非无因。顾自罗马帝国之亡，以拉丁为日用语之民族，渐归式微，而拉丁遂以“死文字”见称。偶有习者，亦多失其故旧，乃有所谓低级拉丁语者，或讥为“庖厨拉丁语”焉。独天主教以教理为万世常法，其词理尤须确切弗移。顾欲求文义之不歧，惟“死文字”可奏斯功。况古代经典载籍，既多以拉丁文译撰，亦不可不一以贯之。拉丁文遂为拉丁礼之天主教会所袭用，迄于今兹。凡举祭行礼及教律、教规、教务会议，与夫教廷教区之文告悉本之。故拉丁文之传入我国，亦以教士为媒介，而与教会之关系特深。岁辛巳，余来浙江大学讲中西交通史及拉丁文，以拉丁文东渐与中西文化沟通有不解之缘，草为是篇，将求教于并世贤达。

02

拉丁字与中国音韵学

基督教之始入我国，其有文献可考者，殆莫先于景教。景教盛行于叙利亚一带，故教中以叙利亚文为主。现存汉译景教遗经，均非直接译自拉丁文者。元后，天主教修士东行，始有翻译拉丁文经籍者。然拉丁文影响及于我国文化，厥在明清之际，而与我国音韵学之关系尤著。

《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

景净撰，吕秀岩书，民国拓片

利玛窦《西字奇迹》    

方明末耶稣会士之来华也，通语读书，为当务之急。顾以汉字之繁，音读之难，以西人而借助于西文之拼音，藉便记忆，亦情理之常。惟初期耶稣会士，虽分隶义葡等国，而利玛窦（Matthaeus Ricci）实群龙之首。利，义人也。义文与拉丁音较近，教士又莫不通拉丁文，故以拉丁文拼汉音，则音可一，前人之劳，亦裨后人，故当时教士拼音，虽不尽同，要其以拉丁音为原则，固显而易见者。

利玛窦《西字奇迹》，载《程氏墨苑》

明万历时期滋兰堂刊本

万历三十二年（1605），玛窦著《西字奇迹》一卷，即以拉丁音注汉字者。Theophilus Bayer所著《中国大观》（Museum sinicum），谓玛窦曾梓行“大西字母”（Ta çy çú mu），或即指《西字奇迹》也。见费赖之（P. L. Pfist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页40），梵蒂冈图书馆有藏本。Laufer《中国基督教艺术考》（Christian Art in China，见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Berlin，1910），谓别有题《程氏墨苑》者，实一书异名。按《墨苑》为程幼博大约所刻书画集。玛窦尝以宗教画四幅赠大约，并题拉丁文注音其上，合所附短文，得三百八十七字，为字父（即声母）二十六、字母（即韵母）四十三、次音四、声调符号五。陈援庵先生曾影印传世，题《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玛窦注音法既出，国人颇惊新奇，乃有错综摹绘，颠倒排置，以夸耀于人者，亦以见受人注意之深。《口铎日抄》（卷一）记崇祯四年（1631）福建教友陈孔熙等向卢安德司铎（Andreas Rudomina）参较西音，亦一例也。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

《西字奇迹》刊行后二十年，即天启六年（1626），玛窦同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亦撰《西儒耳目资》问世。同治三年（1864），Douai刊行Deh aisnes著《金尼阁传》（Vie du P.Nicolas Trigault，页208）谓尼阁致书P. de Montmorency曰：

余应中国教友之请，曾以汉文编一字典，（余不感汉文困难）凡三册，使汉字与吾邦之元音辅音接近，俾中国人得于三日内通晓西洋文字之系统。此一文典式之工作，颇引起中国人之惊奇。彼等目睹一外国人矫正其文字上久待改善之疵病，自觉难能可贵也，此书且为吸引偶像教人（按指佛教人）进入天主教纲罟之饵，前礼部尚书某公捐资刊刻，并作一极有价值之序，为之增色。

利玛窦与金尼阁

所谓某公，当指张问达。其任官礼部者，问达父也，尼阁偶误为其本人。其书视玛窦所编者条理尤密。凡字母二十九，内自鸣者（元音）五、同鸣者（辅音）二十、不鸣者（中国不用之辅音）四。又以自鸣五字自相结合，并与l、m、n三字结合而成“自鸣二字子母”及“自鸣三字声母”各二十二、“自鸣四字曾孙母”一。以元母、子母、声母、曾孙母为五十列音，是为字母，以二十同鸣字为字父。字母有清、浊、上、去、入五声调，及中音、次音记号各一。并创作“万国音韵活图”、“中原音韵活图”、“音韵经纬总局”、“音韵经纬全局”、“四品切法”、“列音韵谱”等。其书始作于天启五年（1625）夏，完成于六年春，凡三易稿。《四库存目》称其“残阙颇多，并非完书”。民国二十二年，北京大学与北平图书馆重为影印。今人研究此书，多侧重其汉音西译之功，而不知当时中西人士固亦尝以之为西音汉译之准衡也。今天主教通用译名，往往与新译大异，而与尼阁之书多雷同，可以见也。

国人之研习拉丁注音   

《西儒耳目资》既出，国人欢迎甚。张问达、王征、韩云、张缍芳皆为之序，问达更负剞劂之赀，胥热心其事者，而征为尤甚。尝作《山居自咏》曰：“奇人幸得奇遇，资人耳目元音谱，启我灵函圣迹图，但开口，皆奇趣。”“资人耳目元音谱”云者，即《西儒耳目资》也。征与云俱教友，或谓问达亦在教。征撰《西儒耳目资释疑》云：

今观西号，自鸣之母，号不过五；同鸣之父，号不过二十，及传生诸母之摄统计之，才五十号耳。肯一记忆，一日可熟，视彼习等韵者，三年尚不能熟，即熟矣，寻音寻字，尚多不得便遇者，谁难谁易，而甘自逊为？且余独非此中人乎？暗愚特甚，一见西号，亦甚了了，又况聪明特达之士，高出万万者乎？

用力提倡，可谓至矣！及次年，征译《远西奇器图说》，乃并记号亦用罗马字，曰：“号必用西字者，西字号初似难记，欲览者怪而寻索，必求其得耳。”今钱熙祚刻守山阁本“奇器图说”已将罗马字悉易甲乙。余近见安康张鹏翂刻本，犹仍其旧。然王征以难引胜之法，并不久传。梅文鼎《勿庵历算书目》“奇器补诠”条谓：

关中王公征《奇器图说》，所述引重、转水诸制，并有裨于民生，而又本诸西人重学，以明其意。（中略）其以西字为识者，易之，便观览也。

文鼎、熙祚，殆不谋而合也。或问王征果谙拉丁文乎？曰否。征自序《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曰：“虽余向在里中，得金四表先生为余指授西文字母字父二十五号，刻有《西儒耳目资》一书，亦略知其音响乎，顾全文全义则茫然其莫测也。”四表，尼阁号。征之所知，盖止于切音而已。

《西儒耳目资》书影

尼阁之书，为人所重，迄清初百余年而未衰。方以智先生字密之，亦明末接受西学之较深者，见所著《通雅》及《物理小识》。《通雅》（卷五十）有《切韵声原》一编，述及尼阁及“耳目资”者凡四次，可窥其深研拉丁切音之迹。“韵考”一节，尝举金尼阁字父字母之说，即所创“旋韵图”，亦颇师尼阁之意，又谓“外国喉音独多，中土舌齿详正，华严、悉昙、回回、泰西可以互推。”密之心目中之泰西，拉丁而已。以智又曰：“ 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间而成字，不尤愈乎？”可见其醉心罗马字之深。

杨选杞著《声韵同然集》，于拉丁拼音之术，亦有所知。尝师金尼阁法，创宏声字父十五、宏声字母十三、中声字父二十一、中声字母二十、细声字父三十一、细声字母二十四。总为字祖三十一，大韵二十五。又仿其音韵活图法，作同然图、宏声图、中声图、细声图（参见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上的贡献》，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

方杨二人而外，清初有刘献廷者，字继庄，尤嗜外国字。梁份《怀葛堂集》（卷二）《刘氏家藏〈墨苑〉序》曰：

余友刘继庄于书无不读，家贫甚，而藏弃金石图书特富。其家先生得《墨苑》一书，爱惜甚，藏于燕久矣。丙寅，刘子偶客吴门，过友人所，偶视架上书，偶披视，则《墨苑》也，书才半部。刘子偶曰：“客中闲，请以全帙假”。友人曰：“诺”。居无何，以他端不果，刘子亦以他端不复请矣。（中略）一日，门人挟书置几上，则《墨苑》全帙，亟披视，则前见其半者。既尽，则固刘子所家藏也。一时传为异事。

继庄爱好《墨苑》，何一至于是？梁序语不及此。近人王鞠侯作《刘继庄先生年谱初稿》（《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四卷四·五期）收此文，然于其念念不忘《墨苑》之故，亦未道破。以余观之，必与书中所收利玛窦注音字有关。继庄所学，得于泰西者颇多。详《广阳杂记》。《杂记》（卷三）曰：

刘孔当后为名进士，著有《五经难字》、《五经叶韵》，共若干卷，上附琉球红夷字，甲夫家有其书，曾见之。余闻此不胜惊叹。前在甲夫家，一住数日，乃不知有此异书。《难字叶韵》，不关有无，若红夷琉球，则正余悬金而求，募贼以窃者，乃面失之于康甲夫也。红夷之字，必用蜡底诺语，以合其土音，必稍有异同。（详本文第三节）

蜡底诺即拉丁，琉球红夷则台湾之荷兰人也。此文考证虽不甚精审，固已开风气之先。《杂记》（卷三）并述及“太西蜡等话”及“太西蜡顶话”，蜡等、蜡顶皆拉丁之异译也。所著《新韵谱》，亦受金尼阁影响而作者，惜已散失。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八《刘继庄传》，谓：“尝作《新韵谱》，其悟自华严字母入，而参之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蜡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同集卷二《国书赋》亦有句曰：“龙龛之镜未谙，蜡顶之话谁遡？”祖望以蜡顶入典，亦见当时文人对拉丁字兴趣之浓也。与继庄同时有吴修龄者亦讲求声韵。《广阳杂记》卷四记其论声音之道，末曰：“盖先生于天竺陀罗尼、太西蜡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直诸书，皆未究心。”继庄盖时时不忘拉丁拼音之术也。

康熙礼重西土，于西洋科学，皆略闻一二，浅尝辄止，于拉丁文亦然。四十四年（1705），大学士等以鄂罗斯贸易使斋原文及译文并呈。帝谕大学士等曰：

此乃喇提诺、托多乌祖克、鄂罗斯三种文也。外国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详考视之，其来源与中国同，但不分平声、上声、去声，而尚有入声，其两字合音者甚明。中国平上去入四韵极精，两字合音不甚紧要，是以学者少，渐至弃之。问翰林官四声，无不知者，问两字合音，皆不能知。中国所有之字，外国亦有之，特不全耳。（《东华录》康熙七十六，《圣祖实录》卷二二三同）

关于此谕，俞正爕《俄罗斯事辑》谓俄罗斯东合拉提诺，西合托忒乌珠克，而转译蒙古、清、汉文。魏源《俄罗斯聘盟记》谓拉提诺者，西洋字体；托忒者，厄鲁特字体；乌珠克者，唐古特字体也。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三《俄罗斯学考》，附《俄罗斯国兼用各体文字考》辨之，曰：

拉提诺为一种字，托多乌祖克为一种字，鄂罗斯为一种字，合而计之为三种文。魏源分托忒为一种，乌珠克为一种，其误显然。又西洋在俄罗斯西，厄鲁特在俄罗斯东，则当云西合拉提诺，东合托忒乌珠克。俞正燮所云，亦属笔误。

喇提诺、拉提诺，皆拉丁之异译；喇嘛则俄罗斯东正教之教士也，见图理琛《异域录》等书。因康熙一谕，引起辩论，亦彼时考证之风使然。秋涛并谓“拉提诺则西洋公共之字体，俄罗斯教门技艺，皆学西洋，宜其谙习于是也。”又作《拉提诺字体考》，注曰：“亦作腊底诺、喇提诺。”自前谕观之，康熙似亦有志以罗马字拼音，为汉字音韵辟一新径，即康熙字典之编纂，亦未尝不受拉丁字之影响。四十九年三月初九日，

谕大学士陈廷敬等：朕留意典籍，编定群书，比年以来，如《朱子全书》、《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广群芳韵》，并其余各书，悉加修纂，次第告成。至于字学，并关切要，允宜酌订一书。……朕尝参阅诸书，究心考证，凡蒙古、西域、洋外诸国，多从字母而来，音由地殊，难以牵引。……今欲详略得中，归于至当，增《字汇》之阙遗，删《正字通》之繁冗，勒为成书，垂示永久，尔等酌议式例具奏。

所谓“洋外（当与外洋同义）诸国”文字，必包括彼最重视之拉丁文。惟康熙于拉丁所诣不深，故亦有愿莫遂。但其骄态固跃然纸上也。

拉丁字注音之遭反对   

拉丁拼音法，好之者虽众，排击者亦随之而起。熊士伯《等切元声》（卷八“阅西儒耳目资”）曰：“切韵一道，经中华贤哲之厘定，固有至理寓乎其中，知者绝少，因其不知，遂出私智以相訾謷，过已！”周春《松霭遗书》小学余论（卷下）：

明季西人金尼阁窃等韵之余绪，撰列音韵，究不过得其粗者。切脚下一字全不理会，几类洞庭切。又读字悉依中原音，且有依其国土音者，而古音且尽废矣。于字母外，更造字父字孙之说，尤为不典。

然尼阁之法，流传甚久。咸丰八年（1858），贵阳圣保禄学堂犹印行《十八字母》一小册。同治十三年（1874），四川汪朝恩司铎著《五音集字》，将《康熙字典》按拉丁拼音重为编排，成十巨册。又《集字系声》二册，其拼音则皆以汉字出之。按察使牛树梅为题序。其书用力虽勤，而见者甚罕，以言影响，殆绝无也。光绪十八年（1892），卢戆章著《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及《一目了然初阶》。民国二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遂有所谓“罗马字母”派者。其后如刘继善著《新纂新华字》，钟雄著《新字母发明书》，李澄祥著《全球五音字母》，不可悉计。民国十七年，大学院公布国语罗马字后，论著尤多。十九年，成立国语罗马字促进会。次年，俄人德拉古诺夫（Dragunov）拟作“中国罗马字拼音法式”。二十年，遂与三五华人成《拉丁化的中国字母》；同年九月，在海参崴举行第一次中国字拉丁化会议，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字。二十八年，上海出现辣体新字，则仍为罗马字，而以“广韵”为标准音也。

03

荷兰人在台湾传授之红毛字

明天启四年（1624），荷兰侵占台湾，至清康熙元年（1662），始为郑成功所逐。计前后共窃据台湾三十八年。

荷兰人入台之后第三年，始有教士前来传教（新教），并建立教堂。崇祯九年（1636），创办学校，收容土番（用旧名称）学生，教以拉丁字即罗马字记录番语，后人称为“红毛字”；同时亦将荷兰文之教会书籍译成罗马字注音之番语教本。当时荷人推行教育之范围，分布于台南、新港、大目降、目加溜湾、萧垅、麻豆、大杰颠、大武垅、淡水、桃园等地，后二处似在驱逐西班牙人以后进行者。据荷兰东印度公司报告，在荷兰据台后十五年时，即崇祯十二年（1639），已有学生五百二十六人；四年后，则超过六百人，并有五十蕃人，已可充任教师。惟在荷兰人退出台湾前三年，此等教育已渐趋衰微。

台湾红毛城

番人学习“红毛字”后，于是一切契约、账册、函件，无不采用“红毛字”；日人对此种文件颇知搜集，并加以整理，以出现最多之地为新港，故名之曰“新港文书”。

兹先就中文文献之记述，窥其一斑：

康熙三十五年（1696）刊高拱乾修第一部《台湾府志》卷七《风土志·土番风俗》曰：

有能书红毛字者，谓之“教册”，凡出入之数，皆经其手。削鹅毛管，濡墨横书，自左而右，非直行也。今向化者，设塾师，令番子弟从学，渐沐于诗书礼仪之教云。

卷五《赋役志》亦有“识番字者呼为‘教册番’”之语，康熙五十一年（1712）刊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卷七《风土志·土番风俗》，全文采自高志。

康熙五十六年（1717），周钟瑄修《诸罗县志》卷八《风俗志·番俗考·杂俗》曰：

习红毛字，横书为行，自左而右，字与古蜗篆相仿佛，能书者，令掌官司符檄课役数目，谓之“教册仔”。今官设塾师于社。熟番子弟俱令从学，渐通汉文矣。红毛字不用笔，削鹅毛管为鸭嘴，锐其末，捣之如毳。注墨渖于简，湛而书之。红毛纸不易得，笺代之，以纸背堪覆书也。

康熙三十五年时，已“渐沐于诗书礼仪之教”；五十六年时，已“渐通汉文”；康熙五十八年（1719），陈文达修《凤山县志》卷七《风土志·番俗》曰：“能书红毛字者，号曰教册，掌登出入之数；削鹅毛管濡墨横书，自左至右，不直行。”一年后，陈氏又修《台湾县志》，不见红毛字资料。乾隆六年（1741），刘良璧《重修台湾府志》卷六《风俗》则曰：“从前各社中，有习红毛字者，以鹅管醮墨横书，自左至右，谓之‘教册’。社中出入簿籍，皆经其手；今则簿籍皆用汉字。”“皆用汉字”一语，失实，番人文契迄嘉庆十八年（1813）犹有沿用“红毛字”者，详下。

乾隆十二年（1747）刊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十四《风俗一·番社风俗一》，台湾县大杰颠社、新港社、卓猴社仅曰：

习红毛字者曰“教册”，用鹅毛管削尖，注墨汁于筒，醮而横书，自左而右。登记符檄钱谷数目。暇则将鹅管插于头上，或贮腰间。

不提汉字汉文。惟此文已见雍正二年（1724）修，乾隆元年（1736）刊黄叔璥撰《台海使槎录》卷五《番俗六考·北路诸罗番一》。黄氏以康熙六十一年（1722）任巡台御史，其书之成及刊印，实早于范氏。又卷七《番俗六考·南路凤山番一》附载曰：“有事则集众以议，能书红毛字者号曰‘教册’，掌登出入之数；削鹅管濡墨横书，自左而右。”末注《凤山志》。盖即康熙五十八年（1719）陈文达主修之《凤山县志》。乾隆二十九年（1764），王瑛曾《重修凤山县志》卷三《番社风俗·琅𤩝等十八社风俗》附考，标明引旧志，与《台海使槎录》所引亦同。

此外，如乾隆十七年（1752）鲁鼎梅《重修台湾县志》卷十二《风土·风俗》附《番俗》；二十五年（1760）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十四《番社风俗》，台湾县大杰颠社、新港、卓猴社，皆录范志，溯其原，实皆出自《台海使槎录》及康熙《台湾县志》。惟鲁志误“钱谷”为“铁谷”；余志“注墨汁于筒”句脱“汁”字。

《台海使槎录》书影，《畿辅丛书》本

1938年，前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出版村上直次郎教授所作英文《新港文书之研究》（Naojiro Murakami，Sinkan Manuscipts），其最晚之“第二十一号新港文书”，为嘉庆十八年（1813）。村上共收一〇一例，中八十七例，为出于新港社之写本；八十七例中二十一例为“汉番对照写本”，属于乾隆时者十九例，嘉庆年间者二例。《文献专刊》二卷三四合期载宋文熏先生著《新港文书之一新例》，称之为“第八十八号新港文书”，为嘉庆八年（1803）之一典契。是为“罗马注音番语写本”及“新港文书”中，略早于嘉庆十八年之“第二十一号新港文书”者。可知荷兰人被逐后一百五十余年，“红毛字”犹流行于麻豆以南下淡水社间土人中也。

咸丰十一年（1861），斯温海（Robert Swinhoe）任台湾府英国副领事时，番社社长已不能读其所保存之罗马注音写本；且除少数老人外，亦不解其固有语言。见所著Notes 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VIII，No.2, 1864年2月。同治十年（1871），汤泼逊（J. Thompson）来台，曾论曰：“土人现虽已不能译解其所保存罕见之罗马注音马来语文件，完全不知其价值，然仍视若至宝。”见所著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1876年出版。

04

天主教人之研习拉丁文

元大德八年（1305年1月8日），大都总主教若望孟高未诺（Joannes de Monte Corvino）寄函可萨里亚（Gazaria）修士教长曰：“余收养幼童一百五十人，自七岁至十一岁不等，父母皆崇奉异教，幼童未受教育，亦无信仰，余悉为付洗，授以希腊、拉丁文。”是为国人最先习拉丁文者。

明末，天主教东渐，适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拉丁文在欧洲，光日中天，盛极一时。意大利之拉丁文学运动，更驾各国而上之。罗马、米郎，文风最高。利玛窦出身之罗马学院，实执牛耳。故当时来华西士，于拉丁文之造就，多非今人所望尘能及。

西土既入中国，拉丁文最为习见，受国人之注意亦深。《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外》记“利玛窦坟”曰：“后虚堂六角，所供纵横十字文。”以敬十字者习用拉丁文，乃称之曰十字文，其名新颖可喜。吕留良《晚村文集》（卷六）《友研堂记》曰：“八角研，余姚黄太冲名宗羲所赠也。（中略）有铭，即用六朝回文旧语，而中刻耶稣三角丁圆文。其质则歙之龙尾也。”太冲诗云：“一研龙尾从西士，传之朗三传之我。”朗三即梅朗中，精西洋算法。三角丁圆文者，峨特式字也。称以耶稣者，亦以拉丁文为教会常用语，与“景物略”之称十字文，其义同。是其时西士，迎人所好，亦尝以拉丁文镌刻物品，而为馈赠之需矣。虽然，此非西士之志也。拉丁文之可以为来华西士用者，在灌输学术与教理。第彼时拉丁文与汉文之互译，类由西士口授，国人为之笔录。缘拉丁文学习匪易，当时从西士问学论道者，多中年以上人，记诵倍难。万历四十二年（1614），乃请教宗准以汉文迻译《圣经》、《司铎课典》、《弥撒经典》等，司铎得以汉文举行教礼。教廷诏如所请，乃因审查译文，时日迁延，国人亦渐有谙拉丁而任为司铎者，其议遂寝。

免用拉丁文之议，虽功败垂成，似属可惜。然教会欲植基于中国，培植通晓拉丁文之中国教士，实为根本之图。盖教会之豁免，其性质近于一时之通融，非可以垂诸永久者。

万历十七年（1589），范礼字（Alexander Valignani）在肇庆收四人入耶稣会之初学院(Novitiatus)。入初学院者，或终身为修士，或志在升司铎，凡志为司铎者，拉丁文乃必修之科。二十三年（1595），粤人钟明仁亦入韶州初学院。三十一年（1603），澳人邱良禀继踪而至。先是，范礼安并于二十二年（1594）立院于澳门，原名圣母院，后改名三巴公学，即圣保禄公学。日本修士亦来此习拉丁文，详见拙著《中国在日欧初期交通史上之地位》。我国著名画家吴渔山神父历，亦曾在此居住，而著有《三巴集》。利玛窦以澳门为亡命者之逃薮，国人所鄙，遂于二十六年（1597）建院于北京。阅十载，南昌初学院亦告成立。天启四年（1624），更筑新院于杭州。三十余年间，拉丁文在中国植基运动，不为不宏。乃曾几何时，都归中缀。至康熙十七年（1678），南怀仁（P. Ferdinandus Verbiest）上书会中视察员，请在中国内地复设初学院，并在澳门专设华人初学院。

澳门大三巴牌坊（圣保禄大教堂遗址）

然阅时不久，各省修道院(Seminarium)即相继成立。修道院者，天主教教士之养成所也。分高初二级，高级修院亦曰大修院，专攻哲学、神学，旁及圣经、教律、教史、教仪、圣乐等，多以拉丁文讲授。初级修院亦曰小修院，则以本国文、拉丁文、第二外国语、社会科学等为主。然以拉丁文艰深难解，往往占时独多，西南诸省以是称小修院为“纳丁学堂”（见《高丽主证》、《黔疆诸证》）。故小修道院者，实教中人治拉丁文惟一处所。陈介夫与谢凡合撰《中国修院简史》，发表于《新铎声》第七期，或资参考。

康熙三十四年（1695）阳历十一月二日，唐和之主教（Bernardinus della Chiesa）自南京上传信部枢机主教书，谓五月间有二法国人抵此（Gaspar Franciscus Guéty，Giac. Lirot），前者华名译音为Fang-chow，后者华名译音为Hsü Fasheng。毕业于韶州大修院，并于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晋铎。见《中国方济各会志》（Sinica Franciscana）第五册三三一页。此或为中国境内第一所正式大修院，学生在此传习拉丁文，亦无可疑，创立年代不详。

康熙三十八年（1699），毕天祥(P. Louis Antoine Appiani)以中国教会礼仪之争方烈，西蜀去各省较远，相安无事，欲立修院于成都，未果。五十年（1711），穆天尺(P. Jean Mullener)思在湖南学常德立院，亦未遂。五十四年（1715），天尺被简任四川主教，乃节衣缩食，设讲席于成都。乾隆四十四年（1779），教士刘加略(P. Hamel)、艾若望（亦名娄德胜P. Gleye）及梅某(P. Moye)树修院于滇北龙溪。三年后正式成立。刘司铎原任教于印度本地治里(Pondichéry)之Virapatna修院，艾司铎则为暹罗修院之创立人。逾四年，迁四川宜宾落瀼沟。其地距城二百华里，去龙溪七十里，地介二省，便逃窜也。嘉庆十九年（1814）阳历八月十四日，毁于教难。时罗主教（RR. D. D. Ludovicus Florens）为院长，率学生二人，自云南间道入越南，甫抵其地，主教即罹疾终。道光四年（1824），再在龙溪恢复。十年（1830），成都附近木坪另立修院，由一中国神父Bartholomaeus陈与Imbert神父共同建立。见《四川省中国圣职人员录》（Gatalogus Cleri Indigenae in Provincia Se-Tchouan，1702-1858，页36）根据此一名录，在木坪就读者凡十一人。

1932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刊》242、410等页，记同治二年（1863）至十一年设于十里庄（译音Chelichan）之修院，人数不详。光绪十七年（1891）至民国十一年之三关楼（译音San-kouan-leou）者，前后共有四百三十四人；设于河堤口（译音Ho-ti-keon）者共有四百六十二人，晋升司铎者五十六人。

李安德司铎（见下）晚年多疾，在成都城外凤凰山教七名儿童拉丁文，取名“圣诞修院”；乾隆三十年（1765）为官方发现，李氏逃逸（见拉丁文李氏日记，Launay撰导言）。

雍正元年（1723），澳门三巴公学改为若瑟修院，仍由耶稣会管理；乾隆二十四年（1759），会士为葡萄牙政府驱逐出境；三十八年（1773），教廷解散耶稣会；四十九年（1784），葡萄牙遣使会士改澳门耶稣会若瑟院为本会修院，授拉丁文、中文、哲学、神学、数学，葡后出帑修葺院舍，瞻养全院师生，称王家学院。嘉庆二十四年（1819）后，即为全国遣使会硕果仅存之修院，国内欲求拉丁文深造者，咸集于此。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始告停办。不久又告恢复。自光绪十六年（1890）至宣统二年（1910），在该院领受圣职者八十一人。

乾隆五十三年（1788），北京教会已有读拉丁文者十五人。盖三年前遣使会士罗广祥(P. Joseph Raux)与吉德明(P. Jean-Joseph Ghislain)入京接管耶稣会事业时，已致意于此矣。嘉庆九年（1804）即开办修院，十一年京中忽弛教禁，修院亦公然弦诵，未六载，复遭禁阻。时有中国神父薛氏负责维持，大多数均遣往澳门就读，仍留学生六人于身畔，完成学业。道光七年（1827），薛氏避居南堂，两年后，迁修院于察哈尔之西湾子。

道光二十四年（1884），察哈尔西湾子（今崇礼县）及江西南昌之三桥修院，相继成立。是为赣浙两省之修院，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桥修院仅有十四人，内浙籍者三人，余皆赣籍。咸丰四年（1854），三桥修院迁南城之九都。同治二年，（1863）迁九江，既而复返南城。

盖道光二十五年（1845），舟山居民集体信教者甚多，献庙宇为天主堂者达十余所；二十七年，石主教(Mgr. Pierre Lavaissière)将离城三十里许之天后宫改为修院，是年名册上有三十五人，隶浙赣两省。在舟山修院未落成前，浙赣修士三人，皆在澳门读拉丁文；返浙后，先在嘉兴硖石之车辐浜继续肄业，后亦迁往舟山。同治十年（1871），设大修院即神学院于杭州，舟山乃完全为小修院。宣统二年（1910）五月十日，教廷划浙江教区为二；民国元年，杭州教区小修院成立。杭州教区成立之始，即有神哲学生四人，专读国文、拉丁文之小修院生二十七人。

咸丰二年（1852），贵阳亦成立修院，即所谓纳丁学堂，或纳丁书院也。或云在七年后。不久即为地方官所毁。咸丰十年（1860）春，胡缚理(Louis-Simon Faurie)任贵州宗座代牧，即在六冲关重建，至同治三年（1864），有修士四十四人。五年又被毁，事平后重建。

道光二十四年（1844），河南教区成立，首任安主教(Joannes-Henricus-Maximilianus Baldus)立修院于南阳，至咸丰十一年（1861），已有二修士接受副襄祭职。

乾隆四十六年（1781），福建主教郭氏（M. Joseph Calvo）就职后，原拟立即成立一修院，以教授拉丁文及神学，但正值禁教时期，无法实现，因此有志青年，皆送往马尼拉就读，直至嘉庆十八年（1813），罗主教(Roch Carpena Diaz)始在今福宁教区罗家巷总铎区之溪填成立修院，教授拉丁文，最初仅十二人，其中一人因拉丁文已颇有根基，即攻读神学；直至道光九年（1829），造就司铎七人；至道光十四年（1834），不得不迁往马尼拉，以避教难。道光二十九年（1849）至光绪九年（1883），高氏(Michael Calderon)任福建主教，曾创立大修院及小修院各一所，成绩斐然。

道光二十三年（1843）阳历二月三日，江苏青浦县之张朴桥亦开设一修院，属江南教区，即江苏、安徽二省，成立之始即有学生二十二人，其中五人来自山东。惟张朴桥教友恐遭官厅干涉，颇感不安，同年七月，即迁上海近郊之横塘。道光二十四年（1844），修士增至三十二人。道光三十年（1850），迁浦东张家楼。咸丰三年（1853），立神学院于上海董家渡，专攻拉丁文及哲学者仍留张家楼。咸丰八年（1858），第一批修士八人晋为司铎。当太平天国之乱时，小修院曾停办三年。咸丰九年，乃与徐汇公学合并，惟修士须另加拉丁文课。但次年又单独设立。同治六年（1867），再度与公学合并。光绪三年（1877），徐家汇创设大修院。计自咸丰四年（1854）至同治十二年（1873），入院者一百六十五人，仅十六人晋升司铎；自同治十三年（1874）至民国七年（1918），入院者二百三十四人，接受圣职者达一百三十一人。

山东方面，在道光年间，攻读拉丁文及神哲学之修士，多在江南教区借读。光绪十二年（1886），圣言会士安治泰（J. B. von Anzer）任山东南部主教，即在阳谷坡里庄成立小修院。在庚子教难前，已栽培司铎六人。庚子以后，先迁济宁，再迁兖州。民国十年以后，凡山东兖州、青岛、曹州、阳谷，河南信阳、新乡，甘肃兰州，青海西宁，新疆迪化等圣言会所辖地区，及甘肃天水嘉布遣会教区，皆有修士送兖州修院肄业。该院自光绪十二年至民国四十三年，产生枢机一人、主教二人、监牧一人，司铎约近百人。

五口通商以还，国内修院逐渐开设，遍于各教区。民国二十九年，统计全国小修院暨备修院凡一百九十所，学生五千一百十四人，皆必读拉丁文者。其以拉丁文讲授各科之大修道院，计三十六处，学生八百七十人。

抗日战起，各地修院陷于停顿者多；大陆变色，更有流亡至香港、澳门、菲律宾、意大利等处者。至于近年在台湾成立之修院，则有台北县泰山乡之圣多玛斯神哲学院、方济会神哲学院、新庄镇若瑟修院、台中市圣神小修院、云林县斗六镇圣心修院、台南市碧岳神哲学院、达义修院、圣方济修院，高雄市圣若瑟修院、圣道明修院、花莲市圣若瑟修院，以上得修院及神哲学院，拉丁文皆为必修科。

历代教会会议亦极重视拉丁文，嘉庆八年（1803）之《四川会议录》(Synodus Sze-tchuensis)为中国教史之著名文献，道光十二年（1832）传信部命令全国奉行。其第七章第三节命修院学生必须精谙拉丁文，能作通顺文字，除每日授课外，年有考试二次。每年或每二年必由主教亲行覆试。四川会议之预会者教士十四人，属法国籍者一，余皆川黔人也。民国十三年，第一届全国会议亦规定（第六七二条第四目）：“在小修院教授拉丁文作攻读神哲学之准备。应采用拉丁文全盛时代之名著、教父暨圣教礼典中之诗歌，并节取司铎日课中之文字。”其他各教区会议，亦无不注意及此。不多赘焉。

拉丁文之传授，教会虽重视若此，惟以二三百年前设备之困难，师资之缺乏，黉舍教育之外，盖别有他途：一为出国之研究，一为私人之教读。国人首膺主教任者，闽人罗文藻，即以崇祯十三年（1640）至菲律宾学习拉丁文者。又十载（顺治七年，1650），粤人郑玛诺司铎，则更远航罗马。自是继起者代不乏人。康熙二十年（1681），南京人沈福宗，名弥格尔，随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至欧，自法而英，并至牛津大学，晤东方学大家Hyde，Hyde遗书中有福宗之拉丁文通信及“棋谱”、“升官图”、度量衡制与汉文及拉丁文对照之应酬语（见Able-Rémusat著Nouveaux Mélanges Asiriques，T.页356及H. Cordier著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écle，1910，页131）。康熙四十八年（1709），陕人樊守义亦负笈都灵、罗马。拙著《中西交通史》第四册第七章第二节载有其赴欧游记《身见录》。

雍正二年（1724），供奉画院教士马国贤(Matthaeus Ripa)率吴露爵、谷文耀、殷若望走那不勒斯，创中华书院，西名圣家书院(Collegium Sanctae Familiae)。圣家书院之议甫起，即遭若干人反对，而以耶稣会士殷弘绪（Fr. Xav. d’ Entrecolles）为最激烈。康熙五十九年（1720）阳历四月二十一日，康和之主教自临清发出致殷弘绪函讨论此事，亦云：“以余观之，关于马国贤为幼童创办学校即修院之计划，不免有危险及不合时宜之处”；但谓“此时下令阻止，余认为亦不光明正大”。

马氏本人亦有报告，详述殷弘绪之反对、诽谤与侮辱。康和之函为拉丁文，载《中国方济各会志》第五册，页755；马氏报告系抄本，藏汉口总主教公署档案室A字二十四号。

但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马氏已接获传信部秘书长D. Silv. de Cavalieri覆书，对其招收中国青年，授以拉丁文及各类科学，作晋升司铎之准备，俾基督之教会在此广大之帝国，能屹立不摇，此贤明之举，已获教廷赞许云云。王先谦序《西被考略》，谓“康熙中意大利建文华书院”，殆即指此。原作者金永森自叙亦曰：“圣祖仁皇帝，天纵多能，靡术不究，尤留心外国事。当时建文华书院于意大利，遣子弟出洋学习。”

马国贤以雍正元年离华，谓书院成于康熙者，盖动议于康熙，实现于雍正也。国贤为康熙四十六年（1707）教廷遣来宣布宗主教多罗(Caroius Maillardus de Tournon)被擢为枢机主教者。又尝供奉画院，故西返时，帝宠赉有加。谓画院系清廷所建之说，殆即起于此乎？

国贤以1724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抵那不勒斯。雍正十年（1732）阳历七月二十五日，经教宗格来门(Clementus)十二世明令许可，在那不勒斯正式开学。圣家书院不以华人为限，凡有志来远东传教者，悉可就读，而土耳其人亦在收容之列。乾隆二十四年（1759），欧洲学者Mairan、de Guignes、Hauterayes等以中国民族是否起源于埃及而生剧辩。会M. Needham得埃及女神半身像于都灵，像有文，颇类汉字，乃就梵蒂冈图书馆某北京籍馆员询焉。其人为译成拉丁文，盖康熙末年，北京已有一《拉丁中华字典》，凡三十六册（见Mémoires concernant……des Chinois序）。知当时国人已有因谙拉丁文，而服务于教廷图书馆矣。乾隆五十八年（1793），院中并有二人应英政府之聘，充使臣马戛尔尼(Lord Macartrey)之舌人，其一为李目标司铎。咸丰十一年（1861），意政府改文华书院为王家亚洲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阳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意大利政府正式宣告封闭圣家书院，民国二年复改为王家东方书院。本来面目，荡然无遗。计自雍正十年（1732）七月二十五日正式开学，迄于停办，凡一百三十年。停办后，学生借读于圣家修会者，又二十七年，前后收华生达一百有六人，欧洲学生一百九十一人，土耳其学生六十七人。学生中有一人为菲律宾人，名Gabriel de Angelo。

那不勒斯圣家书院而外，意大利境内，别有招收华生攻读拉丁文之处所，是即教廷传信部大学，亦称乌尔朋大学（Collegium Urbanum）。华生之厕身该大学，实始于道光十六年（1836）。民国二十五年，举行华生留学传大百年纪念，计先后得九十九人。道光三十年（1850），卒业之连某，且远赴加尔各答，为教会服务。同治二年（1863），学生郭俊堂并首获神哲学博士学位。顾传大为一国际性大学，学生国籍恒达二三十，近年国人前往者，多先在国内修拉丁文，求能直接听讲也。

其在东亚，国人尝远适暹罗、安南、缅甸、印度、马来、菲律宾治拉丁文矣。方顺治十五年（1658）巴黎外方传教会Societas Missionum ad Exteros之成立也，即筹立学校于东亚。一以便欧洲教士学习土语，一以便远东修士攻读拉丁文，与其他必修课目。

康熙三年（1664），召开主教会议，决定在暹罗京城Ayuthia创立第一所修院，名若瑟修院。乃在暹罗设校。缘其时暹罗为远东惟一可以自由传教之地，外人亦得任意居留。又以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中国、印度、日本、安南等处学子，俱易前往。《文献丛编》（第十五辑）发表乾隆五十年（1758）山东巡抚明兴拿获西洋吧地哩哑喥解京折，谓：“朱行义供认系福建甫田县人，名朱里官，素习天主教，教名哑得尔亮。（中略）该犯自幼曾到暹罗天主堂居住，因能说西洋话，认得西洋字，是以人称为神甫。”神父必知拉丁文，因认得西洋字而称神父，其必为拉丁文也无疑。中国神父到暹罗读拉丁文，此一例也。但该院在暹罗时，中国学生寥寥。康熙二十一年（1682），全院三十九人，中国人仅一名。但康熙八年（1669）即有一中国修士在该院晋升司铎，惜姓名失考（见D. Elia著The Catcholic Native Episcopacy in China, 页39）。该院毕业之中国司铎中当推李安德之拉丁文为最优，所撰拉丁文日记，迄今为人传诵。

乾隆三十年（1765），缅暹交閧，学校被毁，越二月，乃一迁Chantaboum，再迁印度本地治理，三迁柬埔寨。嗣又议迁菲律宾，为西班牙人所拒，不果。嘉庆十四年（1809），遂奠新基于马来之槟榔屿。槟城修院之成立，四川主教徐德新(Beatus Episcopus Dufresse)之力最多。十六年（1811），华生得二十人，其他各地来者寥寥无几，一时有中华修院与四川院之目，则以川人独多也。道光二十八年（1848），贵州教会派学生二人前往，后又续派三人。同治八年（1869）后，滇省亦颇有人往，余则来自马来、安南、暹罗、缅甸等处，至今存在。民国二十九年，统计华生之在槟榔屿者，犹有十五人。历年总数则不可考。据康熙四十一年至咸丰八年《四川省中国圣职人员录》所记，一百五十六年中，曾居暹罗者十三人，在本地治理者十人，留学槟榔屿者七十八人。又民国十一年时，学生共一百零七人，计缅甸人四十六、暹罗人五、马六甲人四、安南人九、我国学生四十三，内川滇人各七、黔省八、粤省十八、桂省三。苟合二百余年来全国各省遣往之学生计之，其数必有可观。乾隆四十五年（1780），有马司铎者，川人也，自本地治里转学加尔各答，曾振铎贵州，称文大公，以其博学能文也（见Gourdon，Beati Martyres Provinciae Se-Tchouan in Sinis, 页72及《四川省中国圣职人员录》页24）。

上述数处，为十七世纪以来国人在海外研习拉丁文人数较多之所。其仅少数人前往者，除上引罗文藻、郑玛诺诸人外，若雍正三年（1725）去菲律宾之冯颂真，乾隆五年（1748）赴巴黎之刘保禄等六人，十六年（1751）游学法国各地之杨德望、高类思。更仆难数，不能一一举也。

国人读拉丁文，至须乘长风，破万里浪，远适异域，其最大原因，实由于教禁。苟有不能出国者，则往往私相传授。而普通教友之有志通拉丁文者，既不能入初学院与修道院，更惟有私淑之一途。

曾德昭(Alv. de Semedo)记曰：“张焘亦浙人，与李之藻、杨廷筠相善。在京时，因利玛窦劝而受洗礼，奉教甚笃。曾习拉丁文，凡年中各瞻礼之特种经文，咸能念诵”（Le Petit Messager de Ningpo, Nos.7-8, 1932, 页171）。其拉丁文之出于私授，无可疑者。

康熙二十七年（1688），主教罗文藻授吴历、王其渊、刘蕴德为司铎，时蕴德已届耳顺之年，历五十七岁，其渊最幼，亦四十五岁，皆能以拉丁文行弥撒礼，蕴德官至钦天监监副，其拉丁文传自治历之西士可必也。其渊以康熙十五年（1676）入杭州耶稣会初学院，时年已四十有二，拉丁文必在院中探讨。历为名画家，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所著《三余集》，有“西灯”一诗曰：“灯自远方异，火从寒食分。试观罗玛景，横读辣丁文。蛾绕光难近，鼠窥影不群。擎看西札到，事事闻未闻。”诗名“西灯”，而其实则咏拉丁文也。陈援庵先生著《吴渔山晋铎二百五十年纪念》文，以为道人与罗马应有通信。道人能读西札，其拉丁文造诣，必不平庸。然据罗主教上传信部枢机主教书（同上，1925, No.1, 页17发表），渔山等三司铎皆仅知娴诵拉丁而已。能为拉丁文发音，即可晋任司铎，此固顺治十六年（1659）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所准也。惟渔山祝圣司铎前，居澳门三巴寺（即圣保禄堂）颇久，则拉丁文之琢磨，固裕如也。然渔山尝从鲁日满（Franciscus de Rougemont）暨柏应理学道，谓日满与应理为其拉丁文问业师，当亦可能。《三余集》更有和《姑苏沈范二子杂诗》七首，其一曰：“近究西文学，竟虚东下帷；残篇多鼠迹，新简乱萤飞。”又《六十吟》曰：“西学日究犹未足，何事努力不少壮？”渔山成司铎后，传道三十年始谢世，三十年之简练揣摩，拉丁文必斐然可观。学贵有进，膺铎职之始，虽止吚唔成诵，亦何伤也？《墨井集》卷五《续口铎目抄》，赵仑记康熙三十五年八月某日“……先生为余指示西音，叮咛再四，俾余勿忘。盖先生视人之技，若己有之。”此所谓“指示西音”，则渔山且以拉丁文或至少以拉丁发音传授于人也。

康熙以后，教中私习拉丁文之风，遍于各省，而雍、乾、嘉、道诸朝为最盛。教人之为地方官拿获者，西洋书与十字架同视为惑众之具，刑罚綦重。于是山藏林窜，销声敛迹。然在上者禁教愈严，在下者规避责任，隐匿不报者亦愈多。惟教众求逃逸之利便，则往往集居于滨河之地，或深入穷乡僻壤。今日全国各省奉教七八世乃至十余世者，比比皆是。数十户至数百户之老堂口，亦所在多有。而三百年来传习拉丁文之私塾亦胥为此类老堂口所附设。坚苦卓绝，有足多者。今各省历史较久之修院，殆无不渊源于是也。

05

非天主教人之研习拉丁文

国人之习拉丁文者，不仅天主教人已也。拉丁文之正式用于中国官书，殆始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之中俄交涉。《熙朝定案》：“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理藩院奉旨：‘朕看所用西洋人，真实而诚悫可信。罗剎着徐日升去，会喇第诺文字，其文妥当。汝等也行移文，往说罗剎。’”《正教奉褒》文同，喇第诺改作拉提诺。

《圣祖实录》记：“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丙子，遣大臣与俄罗斯议定边界，立石以垂久远，勒满汉字，及俄罗斯、拉梯诺、蒙吉（古之误）字于上。”《东华录》康熙四十四曰：“上命议政王大臣集议，议政王大臣等，应于议定格尔必齐河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满汉字及鄂罗斯、喇第讷、蒙古字于上。”《朔方备乘》所记，略异数字，改喇第讷为喇地讷，并注曰：“臣秋涛谨案皇朝通志作拉提诺，一作腊底诺。”《黑龙江外纪》喇地讷作喇第诺。盖康熙中俄划界，订《尼布楚条约》，教士张诚(J. Fr. Gerbillon)、徐日升(Thomas Pereira)充译员，并建议以拉丁文为交涉时之正式文字。钱良择《出塞纪略》曰：“其俗素奉天主教，交移俱用蜡谛诺字，蜡谛诺者，即今中国所传西洋字也，大抵风尚与西洋国不远，故遣使时皇上特命西洋二臣同行。”喇地讷、喇第诺、蜡谛诺，亦拉丁文之异译。杨宾《柳边纪略》曰：“阿罗斯钱，银质，（中略）一钱必书数十字，不可辨。或曰文字用蜡底诺话。蜡底诺者，西洋诸国之官话也。”彼时国人于拉丁文之知识已不为浅矣。

《尼布楚条约》拉丁文原件影印件（俄方保存本）

《尼布楚条约》后，以拉丁文为对西洋各国之外交用语，几成为定例。道光三年，松筠撰《绥服纪略》，有曰：“绥服习国书，北海画疆陲。”原注曰：“时俄罗斯既已遵奉檄文，约束其边界人等，永不滋事。（中略）遇事即以清文兼俄罗斯及西洋字话，缮写驰递，庶有印证，以免舛误，至今永为定例。”所谓西洋字即拉丁文也。今藏于故宫内阁大库之外交史料，俄罗斯档中，尚多拉丁文者。他如乾隆五十七年十月，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时，英官巴灵之原禀，亦有英文及拉丁文者两种。见张德泽著《故宫文献馆所藏之清代外交史料》，载《辅仁学志》八卷二期。

拉丁文之翻译，其初皆西洋教士任之。《大清会典》内阁规定外藩各部应用文字，即曰：“西洋诸国用拉体诺字，遇有陈奏事件及表文，皆译出具奏。（中略）拉体诺字传西洋堂人译写。”前述英官巴灵之拉丁文原禀，亦由军机处令在京西洋人译出呈览者。见同上。

自中俄交涉后，康熙帝即有志设学栽培专习拉丁文之人才，以备折冲之用，然其计划乃迟至雍正时，始获实现。读拉丁文者为满洲之青年，初附设于俄罗斯馆，旋即另设西洋馆。《朔方备乘》卷十三《俄罗斯学考》谓：“康熙二十八年，俄罗斯察罕汗遵旨定界议和，后申请遣人进京学习国书，俟通晓文理后换回。此俄罗斯国遣子弟来京读书之始。”

同在一馆内，俄童习满文，满童习拉丁文，甚盛事也。然俄人固不满西洋教士之充拉丁文译员，故旋即设法罗致俄人之通拉丁文者，故宫博物院所出《文献丛编》第二十七辑“俄罗斯档”载：

雍正五年，尚书图理琛等议奏：“现在住京俄罗斯喇嘛仅止一人，再请咨取喇嘛三人，并学艺俄罗斯孩童四名，会俄罗斯、拉提诺文字二名，均住该馆，并照以前来京俄罗斯喇嘛，给予廪饩，俟学有成效，再行酌量回国。”

《钦定理藩院则例》卷六十三《俄罗斯事例》在“俄罗斯交界通商各条例”中有一条曰：

一、京城之俄罗斯馆，嗣后惟俄罗斯之人居住，其使臣萨瓦所欲建之庙宇，令中国办理俄罗斯事务大臣，在俄罗斯馆建造。……至俄罗斯等伊本国风俗拜佛念经之处，无庸禁止。再萨瓦所留在京学艺学生四名，通晓俄罗斯、拉替努字话之二人，亦在此处居住，给予盘费养瞻。

萨瓦原名为Vladislavie。拉替努为拉丁文之又一异译。

《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亦记是年：

准俄罗斯馆内设立庙宇，令在京之俄罗斯僧一人居住。并照该国所请，增俄罗斯僧三人，俟送到时，一并给与口粮食物；听其于庙内行俄罗斯教，礼拜念经，无庸禁止。

俄罗斯教为东正教，庙宇乃教堂，僧或喇嘛即教士也。俞正燮《癸巳存稿》则信其为真喇嘛，皆《异域录》所传误也。《异域录》记曰：

我等来时，我大部交付，右俄罗斯国商人科密萨尔乞请，行俄罗斯佛教。番僧在京师者，止有米提里一人，年已老迈，倘有不测，则行我俄罗斯佛教之人，必致断绝；若准我国送番僧前来，我即送来等语，我国大臣转奏蒙大皇帝恩准，送番僧前来。又曾交付尔商人科密萨尔，尔国若有外科良医，一并送来；我等事竣还朝时，尔国若将行教番僧、外科医士给发，令我等带去。

而俄国所派之人，《朔方备乘》卷十三《俄罗斯学考》亦曾述及，据称：“（俄国即）遣其官生鲁喀、佛多德、宜宛、喀喇希木四人来学，即旧会同馆设学焉。”四人原名为1.Lucas Voeikoff，2.Theodosius Tretyakoff, 3.Ivan Pukhart, 4.Gerasime Chulgan。前三人乃雍正五年（1727）九月随同郎喀(Larenc Lange)商队而来，后一则以雍正七年（1729）六月十六日与教士Platkovskii同至北京。惟据《大清会典》似雍正六年初，前三人尚未到京也。文曰：“雍正六年议准俄罗斯国学生，俟送到时，令其在俄罗斯馆居住，交与国子监，选满、汉助教各一人，往馆教习清、汉文。”

《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又曰：

萨瓦（按系俄国使臣）所留在京学艺之学生四名，通晓俄罗斯、拉替努字话之二人，亦全在此处（指俄罗斯馆）居住，给与盘费养瞻，支领银两等件。

与前引《钦定理藩院则例》文字略异。

拉丁文而外，清廷亦令满籍儿童攻习俄文，《会典》内阁载：“俄罗斯馆专司翻译俄罗斯文字，选八旗官学生二十四人入馆肄业。”此二十四人是否专读俄文，抑或兼读拉丁文，则不得而知矣。

《皇朝通考》卷三百《俄罗斯》：

雍正五年三月，察罕汗遣使表贺上登极。……并以恰克图口为常互市处，人数不得过二百，定例理藩院司官一员照料，修京城俄罗斯馆，来京读书幼童及教习等官给养瞻额，回国者听。

以上所引，均为汉文史料，试更以外文资料证之。

据雍正七年（1729）十月三十日龚当信(P. Cyrus Contancin)与P. Souciet书，则“是年三月，帝立学校一所，收满汉青年子弟，命读拉丁文，以法国耶稣会士主其事，巴多明(P. Dominicus Parrenin)掌全校事宜，宋君荣(P. Antonius Gaubil)副之。”此言汉人子弟亦习拉丁文，误也。十年（1733）六月十三日，君荣亦有函致P. Souciet曰：“拉丁文班情形尚佳，学生多能操拉丁语，成绩颇优。”同时A. Rémusat亦记曰：

北京设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备与俄国当折冲之任也，巴多明尝总其事，近乃不起，宋君荣遂继其职。君荣曾充拉丁文及满文译员。中俄交涉后，西洋馆之重要益见。君荣译圣彼得堡议院之公文为拉丁文及满文，又译清廷之汉满覆文为拉丁文。（中略）中俄文字悬绝，误会曲解，在所难免，双方各执己见，积不相让，交涉停顿凡三十载。君荣为之疏通。（Pfister，页672）

时又有方守义(P. J. F. M. D. d’ Ollières)者，亦曾任清廷译员，凡满、汉、俄、拉丁之译事悉与焉（同上，页904）。钱德明（P. J. J. M. Amiot）记西洋馆继续存在者更十五寒暑，但学生中迄无任译员者（同上，页507-508）。乾隆二年（1737）十月十六日，教士戴进贤(P. Ignatius Koegler)等奏请救诬疏，有云：“臣巴明等蒙命（指雍正帝）教习官生学辣第诺语言文字。”（余藏《辩学》抄本。）十三年（1748），改明之四夷馆及会通馆为会通四夷馆，专司翻译及传授外国语，命西洋堂人译为拉体诺字。所译各国文字俱分天文、地理、时令、采色、身体、人物、器用、宫殿、饮食、衣服、方隅、经部、珍宝、文史、鸟兽、数目、通用、香药、花木、人事各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写本《华夷译语》，凡九十八卷，四千五百余页，收文字三十四种，西洋馆六种。写本来自军机处之方略馆，原藏寿安宫。其“拉氐诺语”凡五卷，平均一页四语，约百页为一卷，各卷纵二五·七吋，横一七·二吋。录其一页如后：

身 体 门	拉氐诺语
corpus	natura
身	性
补郭	喇都纳
斯 咡

乾隆五十九年（1794），俄人Pavel Ivanovitch Kamensky抵北京，入俄罗斯馆，攻汉满文甚勤，并研究风土人情。氏又为拉丁文专家，遂入理藩院供职，专司欧洲各国公文译事（Mc Grain著，The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in China，载1939年《教育丛刊》第十二期）。

 学习俄文之学生，直至嘉庆八年（1803）犹有存者；至中国学生之习拉丁文者，废于何时，则不可考。《大清会典》（同上）：

嘉庆八年奏定，考试俄罗斯学生等第，作为五年一次：考列头等者，作为八品官；考列二等者，作为九品官；考列三等者，着交该学善加教诲。由八品官复行考列头等者，作为七品官；由七品官考列头等者作为主事，分部学习行走，遇缺即补。

《粤海关志》第七册卷二十四《咪唎𠼤国章》曰：“今各国通行字，相传为马逻可国所造，用二十六字母谐声比附以成字，各国大略相同，谓之拉丁字，亦谓拉体纳字。”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十六）玛吉士《地球总论》曰：

论五洲万国之语言文字，约有八百六十种。欧罗巴语言五十三，其通用者十有七：一大西洋、一大吕宋、一意大理亚、一佛兰西，以上四者，乃罗马国辣丁语所分派者也。（中略）一英吉利，其语乃辣丁、调多尼加二国所相并者也。

盖自道光以降，国人对外国语文之知识，已非往昔所可比矣。及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任公先生与马眉叔先生遇，始蓄创办译学馆之愿。任公为序《适可斋记言记行》曰：

世之谤君者勿论，其称君者，亦以为是常肄西文，履西域，接西士而已之人也。自命使以来，可斗量也。吾有以窥君之学，泰西格致之理，导源于希腊，政律之善，肇矩于罗马。君之于西学也，鉴古以知今，察末以返本，因以识沿革递嬗之理，通变盛富强之原。

眉叔于希腊、拉丁寝馈颇久，乃能使任公钦折如此。曾惠敏《英法日记》（光绪四年九月初八日）录眉叔上书，自陈考巴黎大学政治及文学硕士学位之经过曰：

六月底试第一场，场期二日，第一日以腊丁文拟古罗马皇贺大将提督征服犹太诏，又以法文译“埃及希腊水战”及腊丁歌章。次日考问舆图及希腊、腊丁与法国著名诗文，兼问各国史学，复得宗师优奖，谓愿法人之与考者，如忠斯可矣。一时在堂听者，不下数百人，咸鼓掌称善，而巴黎新闻纸传扬殆备。

眉叔名建忠，故自称“忠”。时在眉叔遇任公前十八年，其拉丁文已蜚声海外矣。迨戊戍新政倡行，任公复上书清帝，请设译学馆，并约眉叔兄相伯先生主馆事，以相伯亦精欧西古文字也。议将定而政变作，事遂不成。阅五年，相伯创震旦学院，任公已走日本，为《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载《新民丛报汇编》，其念兹在兹者，仍为拉丁文。曰：

士生今日，不通欧洲任何一国语言文字，几不可以人类齿。而欧洲各国语言，皆导源拉丁。虽已通其一，固亦不可不补习拉丁，而先习拉丁，然后及其他，则事半功倍，而学益有根柢焉。此马相伯、眉叔兄弟所素持之论也。

此虽马氏昆仲之论，任公实心折而倡导焉。任公从马氏昆仲学拉丁文之经过，余别有文记之。震旦学院所定课目大别为四：曰语文学、曰象数学、曰格物学、曰致知学，语文学一科，以拉丁文溯其源，盖欲以拉丁文别树一帜者。阅二年，相伯以故离震旦，别创复旦公学。然自是留学欧美者，不乏研精拉丁文之士，而国内大学亦多设课选修焉。

06

中国人之拉丁文著作

国人学拉丁文虽久，而著述则鲜。有康某者，以乾隆五年（1740）赴法，阅十年，以疾返国。是年六月三十日舟行至孟加拉国，卒于其地。尝以拉丁诗记述旅程经过，多至二百页，而未尝假手于字典。同行法人钱德明(P. Amiot)叹为奇才，以为可与欧洲名诗人相颉颃云。

李安德，陕人，尝就读澳门及暹罗。雍正三年（1725）为司铎，其时教难甚烈，氏返国后，足迹遍粤、闽、鄂、湘、川诸省，教会赖以不坠。而在四川为较久，有“四川使徒”之称。乾隆三十九年（1774）卒，所遗拉丁文日记，起自乾隆十一年（1746），迄于二十八年（1763），其中仅间断八个月，雅洁可诵，且为极珍史料。光绪三十二年（1906），刊印于香港，凡七百三十一页，名Diarium Andreae Ly。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三十一年（1766），任四川主教之Piérre Kerhervé（华姓名不详）曾向教廷请求，以李公为继承人，李公以年迈力衰辞。见其拉丁文日记前Launay所撰导言。

黄伯禄字斐默，江苏海门人，中西著述俱富。所作拉丁文《中国置产法》、《中国历法》、《中公历合璧》，与法文《中国地震考》、《中国日月蚀考》，俱传诵海外，有声于时。

马相伯先生与弟眉叔，拉丁文皆冠绝一时，已见上述。相伯名建常，改名良，眉叔名建忠，俱从义教士晁德莅(Angelus Zottoli)游。光绪二十九年（1903），相伯作《拉丁文通》，为震旦学院教材，绝板久矣。余藏有一册。叙言曰：“三五同胞，不远千里，不诿年齿，同力合作，借拉丁文以沟通泰西学术之源流。”此马氏作书之本旨也。眉叔亦纂《马氏文通》，《清史稿·马其昶附马建忠传》曰：

建忠博学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自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以泰西各国有学文程序之书，中文经籍虽皆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儗而揭示之，遂使学者论文困于句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乃发愤创为《文通》一书。

《文通》尝经相伯删改，故其书虽汉籍，而其实则马氏兄弟研治拉丁文之结晶也。《文通》有眉叔后序曰：

     （上略）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同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夫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则此论之所以成也。

民国二十八年，余同砚友陈司铎熙止经十载之辛勤，完成《拉丁重音研究》，在上海出版。五十一年，罗之青编译《医药拉丁文》，现代医药社出版；又李安德所著《医药拉丁文》，亦于五十六年台中光启出版社二版发行；五十七年三月，吾友徐斯理著《生物科学拉丁文》，由科教出版社出版。

拉丁文中文字典近年亦有两种出版：一为《华拉大辞典》，苗德秀司铎（Th. Mittler）等编辑，四十六年出版。中国人仅襄助而已。一为五十四年八月光启出版社出版吴金瑞编著《拉丁汉文辞典》。其他文法与字典详下第八节。

《中华拉丁大辞典》

07

译入拉丁文之中国名著

艾儒略(P. Julius Aleni)撰《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见上智编译馆出版向达编合校本）曰：“利子此时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以为中邦经书，其能认大原不迷其主者乎？至今孔孟之训，远播遐方者，皆利子力也。”时万历二十一年（1593）。是为西人译我国经籍之祖。译本名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今不存。天启六年（1626），金尼阁亦在杭州刊印拉丁文译《五经》（Pentabiblion Sinense）一册，称为中国第一部神圣之书（Dehaisnes, 前揭，页206)。

康熙元年（1662），殷铎泽(P. Prosper Intorcetta)与郭纳爵(P. Ignatius da Costa)译《大学》与《论语》，题曰《中国之智慧》（Sapientia Sinica）。书刻于江西建昌。旋铎泽复译《中庸》，题曰《中国政治道德学》（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康熙六年（1667）在广州付梓，未竣工，又二年续刻于印度卧亚。以上《大学》《中庸》《论语》三译本之审定者凡十五人，卧亚曾发行合刊本二次，南京、巴黎亦各有出版（Pfister，页327）。二十六年（1687），柏应理回欧，在巴黎发刊《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亦曰《西文四书直解》。（《孟子》阙）盖得殷铎泽、鲁日满、恩理格(P. Christianus Herdtrich)诸人之助也。乾隆四十二年（1777），汪达洪(P. de Ventavon)亦译《中庸》，附“导学要旨拉的诺语”后。署“西儒汪达洪著授，澹明球琳敬受”。其书抄本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得于北平某书肆，后归高迪爱(Henricus Cordier)。（高氏著Bibliotheca Sinica, col.1402）与殷译无多出入。康熙三十九年（1700），卫方济(P. Franciscus Noël)亦尝译《中庸》，名“不变之中道”（Immutabile medium），抄本，存比国王家图书馆。五十年（1711），方济之《中国六经》（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亦在今捷克巴拉加问世。《六经》者《大学》《中庸》《论语》《 孟子》《孝经》及《三字经》 也。注释详明，为前此诸家所不逮。嘉庆二十五年（1820），俄国教士Peter抵北京，译汉文名著Shih-I “ Immutable Truth”为拉丁文（见Mc Grain, 前揭）疑即《中庸》，盖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故卫方济亦译作“不变之中道”也。国人之知有上述天主教教士译本，则在道光间。林则徐译《华事夷言》（曾见两江总督裕谦奏折，《海国图志》卷八十三“夷情备采”三录入）“孔夫子书，系耶述用拉提诺字体译出，甚少精理，我等信其不甚明白之书，以为中国儒教道理止于此，恐为耶述所误。”耶述即耶稣会士（Jesuits）之音译，亦作耶密（见同书）。此文盖出新教人口也。

柏英理编纂的有关孔子的书

雍正元年（1723），白进(P. Joachim Bouvet)有《易经大意》（Idea generalis libri I-King）之作，遗墨藏法国国家图书馆 (Pfister,页438) 。乾隆元年（1736），雷孝思(P. J. B. Régis)译《易经》，称“中国最古之书”，至道光十四年（1834）始获行世。法国国家图书馆并藏有氏之《易经卷一评释》（Dissertationes et notae criticae in primam partem Commentarii I King）蒋友仁(P. Michaël Benoist)乾隆三十九年（1774）卒于中国者，曾译《书经》，称“中国最古之年鉴”，亦未刻，原稿存Kazan图书馆 (Cordier, col.1377) 。《诗经》之拉丁文译者为孙璋(P. de la Charme)，时在雍正十一年（1733），至道光十年（1830）始有印本。刘应主教(RR. D. D. Claudus de Visdelou)乾隆二年（1737）卒，遗有《礼记》译文《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等章，未刻。又《书经》四卷六册，抄本，藏梵蒂冈图书馆(Pfister, 页455-456)《春秋》之拉丁译文则S. Bayer所发表于《彼得斯堡研究院集刊》者。乾隆六年（1741），在澳门身故之郭中傅 (P. J. A. de Gollet)遗有抄本四帙，其第一本为《春秋》节译及《书经纪年考》与《书经中之日蚀》。今藏巴黎Ste Geneviève图书馆 (同上，页562)。《孟子》之拉丁译本，出世较晚。道光四年（1824）至九年（1829）Stanislaus Julien译，巴黎亚洲学会刊行。原名甚长，说明孟子为中国哲学家中学说与地位最近孔子者，曾译为拉丁文与满文，并于原文之外，附译注解云云 (Cordier, col.1405-1406) 。

宋君荣谓卫方济尝以《道德经》译本寄法国 (Pfister，页418) 。但不知是否为拉丁文也。傅圣泽主教(RR. D. D. J. F. Foucquet)则固有拉丁文及法文所译《道德经》，约成于雍正七年（1729）间 (Cordier, col.1069) 。A. Reichwein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交通史略》（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五章，曾述乾隆十五年（1750）某耶稣会士译《道德经》为拉丁文。其稿至今存伦敦印度事务局（Indian Office）。时方济与圣泽咸先后谢世，不详其为何人也。近人黄忏华著《中国佛教史》第四章《中国佛教之保守时代》第四节《清代之佛教》，谓：“圣祖曾以满洲语、蒙古语、腊丁语、唐古忒语四体，翻译《心经》。世宗锓而行之。”此拉丁文译释典之嚆矢也。同治三年（1864），Stanislaus Julier 译《三字经》，刊于巴黎。越五载，那不勒斯文华书院学生郭栋臣，亦为迻译，并附中拉字汇。道光十四年（1834），国人郭成章与Ph. Fr. de Siebold译《新增字林玉篇》，注日文发音。次年，成章又有《千字文》译本(Cordier, col.1739，1435-1440)。光绪五年（1879）至八年（1882），晁德莅以拉丁文编中国文学课本曰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凡五巨册，收《四书》《五经》《三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古文、尺牍、八股文、骈体文、诗、词、歌、赋、小说、对联等，或全译，或不全译。虽体例芜杂，然拉丁文所译我国文学作品，就内容言，要不能不以此为最富也。

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中国文化教程》）

08

译入汉文之拉丁名著

元大德九年（1305），教廷驻中国使节，大都总主教若望孟高未诺致书欧洲曰：“圣咏（Psalmi）一百五十首，圣诗（Hymni）三十篇，及大日课经二部，余皆已译为方言。”惜译本不传，不知其为蒙文抑汉文也。崇祯九年（1636），阳玛诺(P. Emmunuel Diaz, Junior)《圣经直解》梓行，文笔瞻雅。近年李问渔之《新经译义》、马相伯之《新史合编直讲》、萧若瑟之《新经全集》，亦皆拉丁文《圣经》译本之著者。相伯先生暮年又有《救世福音对译》，字斟句酌，最称精审。利类思(P. Ludovicus Buglio)于康熙九年（1670）译《弥撒经典》（Missale Romanum），十四年（1675）译《七圣事礼典》（Rituale Romanum）及《司铎典要》（Theologia Moralis），俱教中重要经籍。《司铎课典》（Breviarium Romanum）则所译不全。De Imitatione Christi，十五世纪后，欧洲基督教修养书之著者也，理深词茂。崇祯十三年（1640），阳玛诺译，名《经世金书》。用谟诰体，盖鄞人朱宗元为之润色者。其后续出译本，无虑十余种，而以蒋邑虚“师主编”为较善。教会经言方面之旧译者，多兼信达雅之长，此固由于教会郑重将事，而得力于明末名教友徐光启、李之藻辈者亦多。万历三十年（1602）印行之《圣教日课》，集阳玛诺、伏若望（P. Joeannes Forez）、费奇规(P. Gaspara Ferreira)、费乐德（P. R. de Figuereido)、郭居静(P. Lazarus Cattaneo)诸人所译者为一编，流传至今。惜三百年来，各地翻刻者，颇多讹夺，而译于乾嘉后者，其辞句亦逊色多矣。《主制群微》，汤若望(P. J. Adam Schall von Bell)译，崇祯二年（1629）绛州梓行。《灵性理证》，卫匡国(P. Martinus Martini)译，顺治十七年（1660）杭州刻本，则Lessius名著De Providentia Numinis et Animi immortalitate之分译也。《超性学要》为天主教神学大师圣多玛（A. Thomas Aquinas)所著《神学大纲》之节译。凡三十二卷，成于利类思手者凡三十卷，又三卷为安文思(P. G. de Magalhaens)所译。顺治十一年（1654）及康熙十五年至十七年（1676-1678）继续出版。此外，则乾隆间供奉内廷之画家贺清泰(P. L. de Poirot)译有《古新圣经》，上海徐家汇及北平北堂藏书楼各有抄本。全部圣经，所缺无几。魏继晋(P. Florianus Bahr)之《圣咏续解》，乾隆三十六年（1771）印行。殷弘绪(P. Fr. Xav. d’ Entrecolles)之《训慰神篇》，书成于雍正八年（1730），俱为精心之作。

我国天主教经典教书之译自拉丁文者，并不甚富，则以译文艰涩，领略为难，故多舍翻译而从事撰述。雍乾后，法国教士骤增，自法文译入之载籍渐出，而译自义、葡、英等国者亦往往有之。

教会典籍而外，万历三十五年（1607）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之《几何原本》，即三十三年前罗马出版Clavius（书中称丁先生）拉丁文译本Euclidis elemenetorum libri XV之前六卷。崇祯元年（1628），杭州李之藻与傅泛际(P. Franciscus Furtado)译亚利斯多德De caelo et mundo为《寰有诠》六卷。又三年，复译亚氏《辩证法大全疏解》曰《名理探》，已刻者凡十卷。天启四年（1624），毕方济(P. Franciscus Sambiasi)口授，徐光启笔录之《灵言蠡勺》，则经院哲学之心理学也。伦理学有崇祯三年（1630）高一志(P. Alphonsus Vagnoni)所译《西学修身》。此四书者皆葡萄牙高因勃耳(Coimbra)大学讲义，为亚利斯多德哲学作诠释者。原书在当时俱脍炙人口，推为杰作。天启五年（1625），西安刊印金尼阁所译《况义》，即近人所称《伊索寓言》（Fabulae Aesopi）也。其书原为希腊文，然尼阁所据者固拉丁本也。顺治十七年（1661），卫匡国作《逑友篇》，刻于杭州，盖即译西塞罗(Cicero)、塞纳加(Seneca)诸家之交友说者。

利玛窦（左）与徐光启（右）

09

中国拉丁文典述例

各国文字之传入异域，文法书与词书胥为不可少者。以拉丁文撰为中国文法书者，卫匡国之Grammatica Sinica或为先河，今存格里斯哥大学Hunter博物馆。或曰即柏应理所增订者。柏于康熙二十年（1681）回欧时，曾指导德国医师Christian Mentzel研究汉文。其人乃作《汉文入门》（Clavis Sinica），未刊。康熙二十三年（1684），P. Franciscus Varo著《官话简易读法》（Facilis Perspicua Methodus ad Linguam Mandarinam Addiscendam）。道光十五年（1835），那不勒斯文华书院石印，名《利学简径》 (Cordier, col.3913)。雍正八年（1730），圣彼得堡皇家研究院刊印Bayer氏之拉丁文《中国大观》，其第一册为《中国文学在欧洲之历史与进展暨中国文法》等，第二册则为《中国字典及方言》。马若瑟(P. de Prémare)以译元曲《赵氏孤儿》驰名欧洲文坛者，尝著《中文概说》（Notitia Linguae Sinicae），以雍正六年（1728）成于广州。其书于汉字之构造及性质，论列颇详，举例一万三千余则，为西人研究我国文字学之鼻祖。马氏以其书寄法国学者傅尔孟(E. Fourmont)校阅，傅乃窃其材料，自著《中国文典》。嗣由Abel-Rémusat为之揭露，真相始白。道光十一年（1831），马六甲英华书院重印流传。今马六甲版已极罕觏，英伦Probsthain书目高至二镑二先令；通行者为一八九四年本，则香港纳匝肋书局重印。其书博大慎密，Edkins在其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序中言：He（指马若瑟）possessed a better appreciation of the peculiar beauties of Chinese style than any other writer on the subject绝非过誉。有各国译本甚多，至今不废。汪达洪与澹明珠琳者著《导学要旨拉的诺语》，抄本，见第四节(Cordier, col.1402)。道光八年（1828），澳门圣若瑟王家学院出版J. A. Gonsalves著《拉丁字文》（原名）（Grammatica Latina）。同治六年（1867），贵阳有木刻Elementa Grammaticae Latinae，胡缚理主教(RR. D. D. Faurie)著。八年（1869），上海晁德莅著《辣丁文字》（原名）（Emmanelis Alvarez Institutio Grammatica）俱为中国学生用者。光绪二十九年，马相伯先生著《拉丁文通》，“例言”曰：

每月拟刊一册，……价目从廉，十铜圆一册，一银圆十册，九银圆百册，八十银圆千册，志在嘉惠同志耳；盗刊盗印必究，防贻误也。修阻之士，未便来院（震旦学院）肄业者，可报名作为院外生；如有疑难，尽可随时函询，以便条答，并附往夏冬季大考课题，合格者给与院外生修业据，以符本院教育普及宗旨。

“例言”又有一则曰：

意国大儒A. Zottoli晁德莅氏，尤邃于拉丁，译有我国经史文艺字书等。又以我国文译《拉丁词艺》（Institutio Grammatica）三卷，兹踵其原刻，略加删润，惟遇中西文互异处，则不惮多方详说，俾知异者文，同者理，异亦无害。

自是海内各地教会译作者纷起，不可胜计。宣统元年（1909），《拉丁西藏文法》亦刊印问世。

词书之最早者，有郭居静与利玛窦合撰之Vocabularium ordine alphabetico europaeo more concinnatum, et per accentus suos digestum，乃按西文字母及中国读音排列之字典。Kircher(China，页118)曰：“其书原稿为余所藏，俟筹得印刷之资，即可出版。”其次则为《西儒耳目资》，详前。康熙二十一年（1682），柏应理记曰：“恩理格之中拉大字典已付印。”然其书迄未发见 (Pfister, 页366) 。其书名《文字考》。二十四年（1685），Mentzel在德国出版《拉丁汉文小字汇》（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 Latino-Sinico Characteristici）及“中国字汇式例与文法之建立”（Specimen lexici sinici et grammaticae institutio），后者未付梓，今藏柏林国家图书馆。雍正十一年（1733），澳门P. Bazilius a Glemona著中拉字典，名《汉字西译》，传抄颇多。次年，巴多明译Danet拉丁字典为汉文，大部份为Bayer篡入其自编之字典，原稿存Hunter博物馆。费赖之谓北京教士奉乾隆旨撰《六国字典》，即中、拉、法、义、葡、德是也。德文属之魏继晋。原稿存于北平北堂图书馆（Pfister,页750）。其书与钱德明所译《梵藏满蒙汉字典》，同为巨著(同上，页846) 。按北堂实无所谓《六国字典》。武昌天主堂藏有P. Vincentius dell’ Aguila被捕在狱时所草《拉丁中华字典》，十八世纪物也。道光二十一年（1841），澳门出版范尚人(J. M. Callery)著Systema phoneticum Scripturae Sinicae，汉文名《字声纲目》，凡上下二集，上集为“序”“引”“导言”，并述汉字之发音及书法，下集为正文。其编列不按部首而循音声，如刀忉朷釖舠叨初，皆归一类。范氏以道光十五年（1835）东渡，欲赴朝鲜传教，渠盖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也，后留寓澳门。二十二年出会，二十四年任法国公使刺萼尼(de Lagrené)译员。后返法，任外交部华文秘书。同治元年（1862）卒于巴黎，余所见凡二版，一署中国传教士，一署都灵科学院会员，皆澳门梓行者。此书为西人讲求中国形声字系统之祖，高本汉(B. Karlgren)《分析字典》绪论页称为an excellent work in its day。

咸丰元年（1851），Joach. Alp. Consalves著Lexicon Magnum Latino Sinicum，汉名《辣丁中华合字典》，出版于澳门。光绪十七年（1881），上海点石斋重印，共七百七十九页。次年，北平亦再版。著者复辑袖珍本，而字数仍达一万五千有余。咸丰三年（1853），香港出版方济各会士Fr. Hier. Mangieri A. S. Arsenio著《中拉字典》，凡一千余页。十一年（1861），贵阳童文献司铎(P. Paulus Perny)著《拉丁中华字典》，凡七百三十页，袤然巨帙，木刻，至光绪十一年（1885）已仅存三本，版亦遗失，乃重刻，费银一百两(Cordier,col.1588-92, 3907, 1604)余藏有重刻本，现亦罕见。同治十年（1871），巴黎出版童氏所著法文《拉丁中华会话集》，并附注音，曰Dialogues Latins-chinois Traduits mot à mot avec la pronuntiation accentuée。光绪三年（1877），河北献县出版《中拉字典》，附法文短注。次年，北平刊行《中拉字典》，则依据《五方元音》而编者。十八年（1892），献县顾赛芬(P. Covreur)据《增补字汇》、《正字通》、《佩文韵府》及《康熙字典》等撰为《中华拉丁字典》。三十二年（1906），江苏贝迪荣(P. Corentinus Petillon)亦编《中华拉丁字典》，简明过于前书，称善本焉。惜晁德莅所译《佩文韵府》，手稿犹存上海徐家汇藏书楼。

光绪点石斋本《辣丁中华合字典》

民国三十一年夏，余于贵阳狮子坝新筑备修院工场内，发现一《中拉字典》残本，院长谓将付火，余乃请以惠赠，竟蒙慨允。其书自十三页以前及四百四十页以后皆缺，印刷颇佳。以书之下端汉文一字与上端一字拚合成音，复分平上去入而排列。下端一字盖犹西文之元音字，计分天、人、龙、羊、牛、獒、虎、驼、蛇、鸟、豺、地等十二字，以下残缺。其上则为土、鸟、雷、竹、虫、石、日、剪、鹊、系、云、金、桥、火、蛙、梆、匏、木、风、斗等二十字。（按梆、匏、木、风、斗五字应列于最前，此书或有错简。）其他中拉、拉中字典，稿成未刊，藏于世界各国图书馆者，据Cordier, col.1629-37, 3906-9, 1592所记，在巴黎国家图书馆者二种，在伦敦亚洲王家学会及不列颠博物院者八种，在格里斯哥Hunter博物馆者二种，在斯德哥尔摩王家图书馆者六种，在柏林图书馆者二种，在纽约者三种，在梵蒂冈者七种。旧莫利逊文库（今东洋文库）所藏之中拉字典，则为P. J. Fernandez手迹，以雍正二年（1724）完成于常德者。贵阳南门大修院藏《中拉字典》抄本一巨册，共七九九页，余于民国三十一年夏见之。第一字为“Chā 沙”，最后一字为“Yún 咏”。书末记曰：此系增订本，并署名C. S. M，不详何人。北堂图书馆有抄本《中拉字典》二种，抄本《拉丁中华成语词典》一种，皆无撰人姓氏，亦无年月可考。

三十八年二月十四日，余抵台北，十五日至中正路天主堂，见有不署撰人姓氏抄本拉丁词汇，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厦门修道院之讲义，仅有名词及形容词，附闽南语注音。抄本名Enchiridion latinum precipuorum nominum substantivorum adjectivorumque ex eis derivantium。分四十七类编列，共一三零页，每页约二十三辞，约共三千辞。末附闽南语拉丁注音与汉字“弥撒祭义”“默想神功”。已故李天一神父即以该抄本慨然相赠。拉丁中文辞典加注中国方言者此殆仅见。

近年新发现及香港、上海所藏，为数亦必可观，不暇悉计。而中拉专门词典之出版者，亦已达十余种矣。

拉丁文与汉文编著之词书，更有旁及其他各国文字者，实拉丁文传入我国之又一贡献，亦略述其概。

同治八年（1869），童文献《法拉中字典》出版于巴黎。十二年（1873），P. Delamarre亦著《法拉中字典》，稿存香港巴黎外方传教会。其书并附英汉字及拼音，都一千五百余页，宏著也。嘉庆十八年（1813），巴黎王家印刷所刊印《中法拉字典》，广州法领事德经(M. Christian Louis Joseph de Guines)奉拿波仑命所作也。亦名“汉字西译”。原书长四十五英吋，阔三十五英吋，厚十三英吋，硕大无朋。然有重编者，删其法文，名《汉洋字典》，以咸丰三年（1853）重印于香港，毁于火，存者绝鲜。不列颠博物院藏有《德拉中字典》，Heurnius著，内容未详。梵蒂冈藏有《拉义中字典》，雍正十年（1732）P. Fr. Carolus Horatius a Castarano所作，序末注“北京海甸”，其书之成，历时凡二十九载。自诩于德、法、俄、班、英、荷之商人，亦有补益。梵蒂冈又藏有拉丁文之《中义字典》，为广州西班牙教学教堂刊印。斯德哥尔摩王家图书馆藏有拉丁文之《中葡字典》，出国人手，收七千余字。又葡文之《中拉字典》，字皆按部首排列。梵蒂冈藏抄本字典中，亦有《葡中拉字典》一种，注释用拉、葡、班、法诸文，为巴多明赠于俄国驻北京使节者。拉丁文《华班字典》，作者P. Franciscus Diaz，时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稿存柏林国家图书馆。同治六年（1876），巴黎印行G. Pauthier编《中越（南）拉法字典》。

西人所作第一部藏文书则为P. Dominicus de Fano之《拉丁西藏字典》，康熙六十一年（1722），Fourmont曾录一副本，由俄国彼得大帝转赠法国金石美文研究院。乾隆三十八年（1773），罗马教廷传信部出版奥斯定会士P. P. Horatius della Perma，Casianus Beligatti di Macerata二人合著《藏文字母》，以拉丁文注藏音。三十八年(1773)，P. C. Beligatti又以拉丁文著《西藏文法研究》，曰“唐古文即西藏文初学”。吾友闻在宥先生曾为拙作初稿作《拉丁文传入中国考补》，载余编《真理杂志》一卷二期，谓：是书原名为Alphabetum Tangutanum sive Tibetanum，往年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见之，似无著者名。后读Wolfenden所著Outlines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Morpnology则称作者为Georgi，与余所引Beligatti异。又称Filippo de Filippi在其所编Desideri之An Account of Tibet序中亦言：

The Ancient Alphabetum Tibetanum compiled by Antonio Georgi, the Augustine Friar, from information given by the Capuerchin Fath contemporary with Desideri, and especially by Father Cassians Beligatti of Macerata……(页37)。

观此知Beligatti确与此书有关，然作者之名，似仍当属之Georgi也。惟Filippo以出版年为1772，似误早一年。

咸丰二年（1852），罗司铎(P. Renou)著《藏法拉字典》，未成；光绪二十五年（1899），丁司铎(P. Desgodins)续编，得在藏诸教士之助，书成，乃亲至香港，自铸字、排字、校字，皆一身任之。民国五年，康定倪德隆主教（RR. D. D. Gireaudeau）著《拉藏字典》，又集上述罗丁二司铎及萧司铎(Fages)诸人原作而成《拉法藏字典》。北平北堂图书馆有拉丁文《汉蒙法字典》稿本，则孙璋之手笔也。孙以乾隆三十二年（1767）卒。道光十八年（1838），拉丁文之《中韩字典》再版行世。其书原刻于朝鲜，郭成章著，Fr. de Siebold译。书末并附“中韩日名词表”（Cordior, col.1609, 1590, 3908,1635-6, 3910, 1634, 1626, 1597，又《教育丛刊》第八卷第七八合期古司铎［P. Goré］著Bibliographie Thibètaine Cathol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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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中国与罗马为欧亚两大旧邦，今欧人称中国曰China（英文）、Chine（法文）、Cina（义文）者，皆源于拉丁文之Sina，其语源则为Sin，或Thin，是为秦之北方音。《后汉书·西域传》谓：“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盖中国与罗马互以大秦称也。又其前则称丝国Sera, Seres, Sericum, Cericum。罗马诗人Publi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七十年至十九年）、Quintus Horatius Flacus（公元前六十五年至八年）、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前四十三年至公元后十六年）、地理家Pompenius Mela（第一世纪时人）、自然科学史家Caius Plinus Secuns Secundus（第一世纪时人）、历史家Annaeus Florus（第二世纪时人），与Ammianus Marcellinus（第四世纪时人）各有称述，由来远矣。

元后，中西文化之沟通渐盛，得力于教士或非教士之拉丁文游记者甚多。若《马哥波罗游记》，虽以古法文书成，而在各国译本未出前，传诵全欧者，实拉丁文版也。教士柏郎嘉宾(P. Joannes Plan-Carpinus)、罗伯鲁(P. Gulielmus Rubrouckus)、真福和德里(Beatus Odoricus a Pordenone)之“回忆录”、大都总主教孟高未诺及刺桐Zaitun（泉州）主教之报告书，俱为今日言十三四世纪中西交通史者所必知，而无一非拉丁文也。柏氏书名Libellus Historicus，此为1589年伦敦版之标题；此后则称Historia Mongolorum quos nos Tartaros appellamus，译曰：“吾人据称鞑靼之蒙古人史”；罗氏书名Itinerarium Fratris Wilhelmi de Rubruk ……即游记也。和氏书名同，但加de mirabilibus Orientalium Tartaroum[东方鞑靼奇闻录]。

明末教士再度来华，于东西学术之交流，功绩尤著，卫匡国之《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o，1654）及《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1655）、卜弥格（P. Michaël Boym）之《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1655）、Andreas Müller之《中国史鉴》（Basilicon Sinense，1674）、柏应理之《中国历史纪年表》（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1686）、卜弥格之《中国脉理医诀》（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inam de pulsibus，1686）等，皆十七世纪研究中国学术最早之作，而俱以拉丁文书成者。其他有关天文、算数及我国儒学之拉丁文载籍，充栋汗牛，非短文所能尽也。风气既开，欧洲学者虽足未履中国，亦起而探索，所谓中国学（Sinologia）者，亦于是建立，而最初发表者，要以拉丁文为主。若Athanasius Kircher之《教内外文献中之中国》（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illustrata，1636）、Leibniz之《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1697）、Christian Wolff之《中国实践哲学》（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皆其著者。明泰昌元年（1620）金尼阁第二次来华时，携教宗保禄五世（Pont. Paulus V）赠书七千部（见拙著《明季西书七千部注入中国考》），亦以属拉丁文者为多，今北堂图书馆存者犹多。万历十六年（1588），澳门出版J. Bonifacio著《儿童教育》（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是为远东刊印第一部西书（见J. Laures著，Kirishitan Bunko“吉利支丹文库”，1940年日本东京上智大学出版）。天启四年（1624），金尼阁在绛州及西安建立广大工场及印刷所，每年出版中文书籍甚多，并有拉丁文著作（Pfister，页116）。尼阁在杭州时，亦尝负处理印刷之责（Dehaisnes，前揭，页206）。此种拉丁文书籍实希世之珍，内地出版西书，此殆始祖也。

今夫世事之变幻，影响于文字者至巨。音义失其故旧有之，澌灭不存者亦有之。高卢人（Gallus）与西班牙人古文字，因臣属罗马而绝迹。古法兰西语则同化于日耳曼语。今日之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法兰西人胥自北欧南迁者，方其为罗马奴役也，固习用拉丁语，洎拉丁渐衰，则又蜕变为现代之法、义、班语。希腊文与加尔代文，在近东失势后，土耳其文与阿拉伯文等遂起而代之，皆一理也。友人闻君在宥《论语言之借用与混合》，说明一民族之文字必有借语，或曰外来语。于是原为外国语者，化为本国语，原为本国语者，因为外国所移借，重又输入本国，音形既变，转为外国语化。历时既久，代远年湮，不特忘其所自，即意义亦有一再改易，不可究诘者。高本汉著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谓《李陵答苏武书》中之“酪”，出lak＞glak，若穷其源，则为阿拉伯之arak，本为汗液之义。但其后则又引申为烈酒之名。方以智《物理小识》，所谓烧酒，元时始创其法，名“阿刺吉”，阿刺吉即arak之音译也（《学思》第一卷第四期）。文字之错综殽杂，诚有不可思议者。天主教欲以不变应万变，固守拉丁死文字（教会中用拉丁以外文字者，仅绝少数），实有至理存乎其中也。

马相伯先生对以往外国教士不愿授中国教士以高深拉丁文及中国教士拉丁文之低落，曾一再表示感慨。民国七年七月三十日，致英敛之先生书曰：“望第一华牧有分别知识耳！……顷始悉读拉丁文尚不及我等野蛮时代，写一拉丁信，无一通者，华文更不必问。……予尝闻法国人言：华人好告状，通则罗马烦死矣！”同年八月二日，先生书：“华族之读辣丁文，且不能达意，而一切教中典律，并未见其书，将何自由自解于罗马耶？倭治台湾、朝鲜，即用此策。”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又致英先生书：“设令华修士不善华文，而善辣丁，亦有救，两皆不善，其奈之何！”（见拙编《马相伯先生文集》205、206、321等页。）马先生慨乎言之，虽距今已四五十年，细玩其意，实深且长也。

马相伯（1840-1939）

附拉丁与拉丁文之异译   

耶稣文、十字文、罗马文、大西字、西洋字、红毛字、番字、喇提诺、腊底诺、腊第诺、蜡底诺、蜡谛诺、拉梯诺、喇地讷、喇第诺、辣第诺、拉替努、拉提诺、拉的诺、拉体诺、拉氐诺、拉体纳、纳体那、腊丁、腊鼎、腊顶、蜡等、拉丁、拉顶、辣丁、辣钉、纳丁、赖丁、力丁、力登、腊定、辣定、拉典、罗甸、罗典，共四十种。腊第诺见利类思《狮子说》。纳体那见光绪十八年澳门出版《依湿杂说》序。腊鼎见宣统二年香港出版《圣咏批注》。拉顶见拙作《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腊顶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辣钉见同治四年献县出版木刻《辣丁大法中国言语问答》。赖丁见光绪二年张自牧《瀛海论》中篇。力丁见道光二十八年徐继畬《瀛寰志略》卷四“峨罗斯国”。力登见《万国地理全集》。余散见本文。罗甸、罗典、腊定、辣定、拉典，皆贩自日本，腊定、辣定见中山久四郎《读史广记》所载《支那语中西洋语》一文。

左：拉丁文著《西藏文初学》中之天主经前段

（原书藏台湾“中央研究院”）

右：1989年著闽南语拼音之拉丁辞条（方豪家藏）

征引书文目

（转引者及次要者不录）

清圣祖实录

东华录

大清会典         

理藩院则例

续通志

程氏墨苑      

西儒耳目资

远西奇器图说

山居咏

口铎日抄

狮子说

弥撒经典

超性学要

通雅

声韵同然集

等切元声

十八字母

五音集字 

中国第一快切音字

一目了然初阶

新纂新华字

新字母发明书

松霭遗书

怀葛堂集

鲒埼亭集

晚村文集

墨井集

三巴集

三余集

续口铎日抄

勿庵历算书目

广阳杂记

依湿杂说

帝京景物略

粤海关志

癸巳存稿

异域录

台海使槎录

朔方备乘

海国图志

瀛寰志略

瀛海论

黑龙江外记

出塞纪略    

柳边纪略 

绥服纪略

万国地理全图集

文献丛编

熙朝定案

高丽主证

黔疆主证

圣咏批注

弢园文录

适可斋纪言纪行

马相伯先生文集

马氏文通

拉丁文通

英法日记

新民丛报汇编

辣钉大法中国言语问答

拉丁重音研究

医药拉丁文（二种）

生物科学拉丁文

高拱乾台湾府志

周元文台湾府志

刘良璧台湾府志

范咸台湾府志

余文仪台湾府志

诸罗县志

陈文达凤山县志

王瑛曾凤山县志

鲁鼎梅台湾县志

中西交通史

浙江天主教史（稿本）

刘继庄先生年谱初稿

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

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

吴渔山晋铎二百五十年纪念

故宫文献馆藏之清代外交史料

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

明季西书七千部注入中国考

中国在日欧初期交通史上之地位

中国修院简史

N. Trigault,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1615.

Alphabetum Tangutanum sive Tibetanum, Romae, 1773.

Dehaisnes, Vie du P. Nicolas Trigault, Douai, 1854.

Laufer, Christian Art in China, 1910.

L.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 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Chang-Hai, 1932.

Synodus Sze-tchuensis.

Catalogus Cleri Indigenae in Provinicia Se-Tchouan 1702-1858, Tchong-Kin, 1919.

Diarium Anfreae Ly, Hongkong,1924.

A. Van den Wyngaert, Sinica Franciscana, Firenze, 1929.

Mémoir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en Chine, Paris,1912.

H.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Paris, 1904-1924.

P. D’Elia, The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in China, Shanghai,1927.

Le Petit Messager de Ningpo, Nos 7-8, 1932.

A. Zottoli, 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 Shanghai, 1879-83.

J. Laures, Kirishitan Bunko, Tokyo, 1940.

P. Swinhoe, Notes 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1864(RGS).

村上直次郎，Sinkan Manuscripts, 1938.

Mc Grain, The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in China, 1939(CCS).

Goré, Bibliographie Thibétaine Catholique(CCS).

（本文选自《经典与解释 39：律法与政治哲学》，彭磊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原文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1968]。）

作者简介

方豪(1910-1980) ，字杰人，浙江杭县（今浙江杭州）人。历史学家，天主教神父。1941年起，任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1949年至台，任台湾大学、政治大学等校教授，台“中国历史学会”理事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致力于中国历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著有《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中国天主教史论丛》、《宋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方豪六十自定稿》等。

延伸阅读

（编辑：杨扬  校对：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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